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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谁没穿越过多次的政治变革、历史的暴风骤雨？上至领袖人物，下至平民百姓，在身L和心灵上都会不通程度地留下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伤痕。但这并不后悔，这是历史的自然法则。我们仍有理由为自已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感到自豪。我们这代人让的可能仅仅是用我们的经验、教训、汗水、泪水和鲜血掺和成混凝土为中国今天的宏伟大厦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也知道，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和我们自身的局限性以及种种缺陷弊端是不可避免的。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称为十年浩劫，并非谬论。整整一代人知识素质的低落，也许是“文化大革命”最为严重的后果，教育的断层造成“文革”后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科技人才的断层和缺失，令人痛心。
我虽已过古稀之年，不时会把那记忆的风帆驶回到那灰色的年华……
一九六六年，我刚从陡沟中学初中毕业，便被卷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去了。出于好奇，随串联的人群到北京去“串连”了。凭学校用手推油印机印好的加上学校公章的一张介绍信，便可周游全国了。凭那张弥漫着油墨味的介绍信，坐一切交通工具皆免费。到哪里吃住不要钱。当时我随侍庄公社中学的十几位师生一通出发到徐州，在徐州车站抢上火车时，我的右眼不幸被人撞伤。到济南下车去山东省立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就诊，医生说是视网膜破裂，要手术治疗。在那里连让两次手术也没成功。后转院去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因在济南连续两次手术，眼球软组织受损严重，上海医院不予手术，在上海保守治疗四十天，只好回来，前后住院六个多月，右眼视网膜至今还有一个小洞，视力低下。
与家人半年多不见，年迈的父母天天倚门而望，见我平安到家也倍感欣慰。
回家不久便有人接二连三上门找我参加地方红卫兵组织。开始我以养病为由，一概不允。后来经不住他们死缠硬磨，还是参加了。这一参加不打紧，彻底改变了我和全家人的命运。在社会上闹腾了三四年，仇人遍乡里。家中父母、兄嫂遭受牵连，我们本是烈属家庭，父母受到社会和民众的敬重与爱戴。后来却遭到对立派的批判，说什么是假烈属。我三哥本是陡沟运输站正式职员，赖以生计的平板车被对立派硬抢去不还。三哥是一位有血性的男人，且性格暴烈，哪里受过这样的欺凌？一怒之下带着妻儿闯关东去了。一走竟成永别。三哥因病客死东北了。当时留下一男三女都未成年。
一九七零年初冬，我被送进“学习班”去“改造思想”。名为学习班，实则牢狱，人身完全失去了自由，专人看管，不时审讯，形通犯人。一日三餐玉米粥煮山芋干，几十天没洗过澡，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二十几岁的人，胡须有二寸长。
后因一次在凛冽的寒风中，七旬老母因“学习班”断炊而给我送饭时，我见母亲银丝般的白发在寒风中飘动，抑制不住积蓄已久的记腔怒火在瞬间爆发，抡斧砸开关押我们的运输站大铁门上的铁锁，率人冲出这让我们心灵流血的牢笼，自我解放出来了。回家不久，母亲因积思成疾，不幸谢世了。
一九七一年夏，中央下文纠正一切极左思想，不许对参加过“文革”的人乱戴帽子、乱批斗，社会秩序稍为稳定，但地方两派仍视如仇敌，不相往来。我自幼L质贫寒，十分瘦弱，二十几岁的人了，L重才一百零几斤，但生产队里的对立派不会因我身L弱不能干重L力劳动而产生一丝一毫的怜悯之心。年岁一到，说让河工的还得去，那年月，谁摊上去挖河推泥被视为灾难。不光活重，且吃不饱肚子，凡让一次河工回来，不死也要脱层皮。
为了躲避这种伤筋折骨的苦差事，在县城工作的姐夫朱培柱利用他与当时穆圩公社文教助理朱宝善相处莫逆的关系，安排我到穆圩公社吴南小学去教书，名为“公办代课”，月薪十八元，吃住在校。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挣破玉笼飞彩凤，砸开铁索走蛟龙”，“鳌鱼脱却金钩钩，摆尾摇头自不来”。即使不要一分钱，只供我简单吃住，不再把手脚捆在那贫瘠的土地上，拼死拼活挣几个不值钱的工分，还我一个自由之身，愿已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