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海洋 (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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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参见［美］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第23—47页。">

这些都意味着它必定是封闭的小群体，群体之间，即不同的会党组织之间，都不会有认同感，更遑论建立起一种超越小群体的普遍秩序了。所谓海外中国人不抱团，是在中国人作为整体的意义上来说，在作为同乡的意义上，相当抱团。

会党组织使得华人在近代早期的南洋地区颇有势力，在马来亚的土著内战当中曾是令人生畏的民间武装力量。但是，若要拥有政治意识的话，并不仅仅是拥有强权即可。从根本上来说，政治意识需要的是一种主动建构秩序的精神动力，以此为前提，依据抽象原则建立起普遍行为规则，亦即立法，并以暴力机制确保法律会获得普遍遵守，从而形成超越于熟人群体之上的一般秩序。华人在南洋并不欠缺暴力能力，但是，除了极个别的例外，这些暴力能力都没有转化为建立政治秩序的努力，而仅仅是作为一种对社会和经济存在的护卫而已。更进一步地，华人所建立起来的甚至不是经济秩序，而仅仅是经济事实；所谓秩序，里面一定包含着一种规范性要素，而规范性要素的存在就已经意味着一种政治性了。

构成对比的是，西方殖民者，人数远远少于南洋华人，武力也未必强过后者，但是他们来到当地后，能够迅速地以其武力为基础，在当地立法建政，建立超越于当地各种特殊群体之上的普遍秩序。拥有政治意识者，便拥有规范性的力量，成为秩序的主导者；没有政治意识者，便只能拥有偶然性的力量，成为秩序的从属者。客家人差不多是这里唯一的例外。他们在南洋多以经营采矿业为主，建立起了类似于东印度公司的有政治色彩的团体组织，其领袖人物罗芳伯于1777年将一“公司”改建，在婆罗洲成立了著名的“兰芳共和国”，一直存续到1886年。客家人拥有主动创制的政治意识，在于其与潮汕人、闽南人等不同，他们的首要认同是一种基于流散性的身份意识，即便已经世代居住某地，却仍然在土客矛盾的冲突中有一种边缘人的身份感。流散意识带来充满张力的生存环境，使其不得不在血亲本能之外去思考更多的东西，于是催生了客家人的政治意识。但遗憾的是，这种意识同样无法超出客家人的拟亲缘共同体，从而仍然难以形成以陌生人社会为基础的政治秩序，国家规模有限，最终无法抵御荷兰人的进攻。

西方人所拥有的超血缘的政治意识，与其出于亚伯拉罕系统的一神教<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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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犹太教是亚伯拉罕系统一神教的起始，嗣后从中衍生出基督宗教、伊斯兰宗教，它们相信的都是同一个上帝，只是对上帝的理解不一样。但它们毫无例外地都相信上帝“无中生有”（ex

nihilo）地创世，不似盘古、女娲或者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中以及其他诸多文明的神话中的创世神等，后面这些神明创世的时候都要依托于既有的质料，为未定型的质料赋型便是其创世了；而上帝的创世不依凭任何质料，只是依凭其自由意志，一切便都出现。从而，没有任何独立于上帝之外的质料或者先在的规则可以约束上帝，或者构成对上帝的评判标准，上帝因此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对上帝的信仰因此也应该是无条件的，即便是自然法、血亲本能的命令，也不能影响对上帝的信仰；如果信仰是有条件的，则所信的实际上并不是上帝，而是那条件——旧约当中的《约伯记》以一种对非一神教世界来说堪称骇人听闻的方式，呈现出这种信仰的无条件性。因此，自然人性所要求的血亲本能（血亲关系也是受造物），在这里获得了突破的可能性。">精神背景直接相关。基督教有着对“独一真神”的信仰，以地域或血缘为基础的伦理观念，在它看来是渎神的，是道德与秩序的虚无之所。基督教神学最重要的奠基人奥古斯丁说，“宇宙中所谓的恶，只是善之亏缺而已”<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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