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 (第5/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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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尚德性，凝聚着理想；法家赏功能，规训着欲望，儒法二途通过士大夫政治而融合起来。先秦诸子所能想象的天下一统之普遍帝国，概不出中原范围，普遍理想通过中原帝国而外化为现实。
<span
class="bold">2.皇权、内臣与官僚的制衡关系
汉承秦制，商鞅曾有法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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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参见《史记·商君列传》。">，
在汉代也被继承下来；秦汉的农村都是杂姓村，不许同姓聚居。这些法令的目的都是要将社会彻底散沙化，将大宗族拆散为小家庭，如此则一方面国家可以掌握更大的税基，一方面民间愈发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抗，利于集权秩序的统治。然而，汉代毕竟走出封建不久，其官僚国家的发展远未成熟。继承自战国年间诸国变法所建之文法吏系统，只能适用于诸侯国的规模，还无法有效应对庞大帝国的治理需求，于是，中央只能进行有限的治理活动，大量的治理要分散到地方上去。所以，汉代郡守的权力极大，一郡的财政权、军事权、人事权、行政权，皆操于郡守之手，宛如一方诸侯，郡守与其僚属甚至以君臣关系相称。为了强化中央控制，汉武帝又将天下分为十三州，各置刺史，对郡守进行监察。刺史与郡守相互之间没有统属关系，刺史直接向皇帝负责，但官秩上远低于郡守。这样，刺史面对郡守时，其依靠力量只能是皇帝，而不会与郡守合谋；郡守官秩高于刺史，却不似后者有着与皇帝联系的更便捷通道，如此便形成相互制衡，以避免地方尾大不掉。顾炎武曾力赞刺史制度：“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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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转引自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9页。">
在中央政府方面，西汉前期，外廷的政务均决于宰相，而非决于皇帝；虽然宰相由皇帝任命，但皇帝并没有太多制度化的途径来干预相权的具体行使，所以就帝国的公共行政事务而言，相权对于皇权有着相当大的制约作用。相权受到如此尊崇，这样一种制度得以形成并能持续运转，也有其人事基础。西汉前期外廷的三公九卿等重臣皆为军功贵族及其后代，皇帝对军功贵族的控制能力相对有限，于是相权对君权的制约力得以维系下来。到了武帝朝，军功贵族的后代逐渐凋零，但相权对皇权的制度化约束仍在；雄才大略的武帝不甘皇权受制，故而大大抬升内廷当中原来仅是皇帝私人秘书班子的尚书台的地位，到了武帝朝后期，许多重要决策都是在尚书台形成的。皇帝用非制度化的机构来对抗制度化的机构，以便绕开官僚体系伸展君主的个人意志，这与地方上用刺史制衡郡守的内外相维之策是同一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