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精神的自我超越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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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由于知识传播的成本大幅下降，士绅的规模日渐扩大。能够入仕者毕竟有限，余者遂成为平民社会自我组织的基本核心，豪族社会因此更是不可逆地结束了。张载的学生吕氏兄弟所订《吕氏乡约》，讲求所谓“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乡村带来基于宗族的基本组织原则和自觉意识，成为后世乡村自治的基本规范。士绅阶层是平民社会当中连接国家与个人的中介，将一君万民的社会结构联系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三纲八条目则进一步内化于一般士绅的心性当中，日常的洒扫应对亦可体会天地之理，修身齐家亦有治国平天下之功，理学的精神自觉也因此深入到民间基层。

有着如此之伦理担当的“宗族本来并不存在。因此宋代的这个动向，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可以称为宗族形成运动”<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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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日］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代》，何晓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6页。">。中唐时代一直苦苦寻找而不可得的新治理秩序，在官僚制的发展以及民间的宗族化发展当中，获得了其载体。理学关注外在的秩序，同样也关注着作为秩序之根基的士君子；而士君子作为平民性的宗族社会的凝聚核，使得特殊群体的基础认同，向更小的初级共同体方向收敛。这样一种收敛意味着普遍理想的自我反思与超越，也为特殊群体参与到更大的普遍帝国中去提供了精神基础，清代是古代平民社会之普遍帝国的完备阶段，也是宗族社会的繁盛阶段。

北宋五子精神大开张时，不在帝国的政治中心开封，而是与暂时退隐的司马光等人共居在帝国的文化中心洛阳。同样，朱熹也不在帝国政治的核心层面，其学说在生前也未获得官方认可。精神的自由却正是因此而得保障。宋儒因其政治上的不得志，得以对现实政治保持疏离与批判，在现实之外确立不可移易的伦理标准，以此来格君心，正天下。而士绅阶层对于豪族的取代，使得基层社会的自我治理获得了组织资源，也为精神层面的自由言说提供了社会基础。

正是在这样一种自由的环境中，精神的反思才能逐渐触及自我的本质，确立起精神本身的自由性，中国的思想于此焕然一新，造就了文化上美轮美奂的大宋王朝。宋代几位大儒未成一时之功业，却规范了嗣后千载之精神。一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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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