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共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超越 (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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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决”理念的基础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源起于法国大革命，革命者主张所有认可同一部社会契约的人便构成一个“民族”（Nation），民族应当自我立法、自我建政，此即所谓“政治民族主义”。在法国革命对外扩张的冲击下，德国出现了“文化民族主义”，后者主张民族的基础并不在于一种共同政治意志的表达，而在于共同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以此将自己区别于法国人。以德国浪漫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进行了一番非常成功的理论建构，将“日耳曼民族”这个意象打造出来，并最终推动了德国的统一。由此，文化民族主义也成为嗣后各国民族主义的主要原型。“民族”本质上是理论建构的结果，成功的建构将打造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并因此得以形成拥有巨大动员效力的政治、社会运动。<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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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关于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之别，可参见［英］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这就意味着，倘若布尔什维克能够对于何谓“民族”进行一种新的理论建构，则有可能找到办法应对威尔逊主义的挑战，并进一步展开一幅更加宏大的普遍主义世界秩序的图景。布尔什维克通过斯大林对民族理论的建构，<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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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在托洛茨基看来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实际上是出自列宁的思想。（参见［俄］列夫·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齐干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22页）事实上，列宁与斯大林的民族理论的确颇为相似，但托洛茨基承认：“斯大林对于布尔什维克理论武库所贡献的唯一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文。”（见前引《斯大林评传》，第502页）斯大林作为托洛茨基绝对意义上的政敌，其民族理论能获得这样一个评价，是相当难得的。">
完成了这一工作。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打通了政治上的内政与外交之分，它既是民族理论，又是普世帝国理论，其理论结构极富内在张力，对于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历程有着深刻的影响。
斯大林首先重新定义了何谓民族，提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民族。”<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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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苏］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