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共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超越 (第6/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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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之所以尚未提及中亚的民族问题，是因为当时中亚的布哈拉、花剌子模等共和国尚未完成土改，仍在实行封建经济，无法在社会主义之名下联合，故暂存而不论；如今的哈萨克斯坦地区在当时则是俄罗斯联邦内部的一个自治共和国，未被激活出民族国家这样一个问题。到了1924年，布尔什维克腾出手来决定处理中亚的民族问题时，在这里发现了新的敌手——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布尔什维克灵活地应用了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在中亚通过建立“国家民族”的手段消解了这个对手。
民族、国家的理念是用“自然”（传统、血缘——nation）来统摄“创世”（立国——state），用“民族”来定义“国家”。如果要坚持理论的一贯性，则布尔什维克不能在中亚建立民族国家，因为依照斯大林的民族理论的定义，当地远未进入资本主义经济阶段，还没有“民族”。情势所需，布尔什维克索性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土改，“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农奴制和专制独裁的可汗和埃米尔制度，实行‘要反对的不是资本，而是中世纪的残余’的任务”<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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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苏］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卷，赵常庆、鲁爱珍、邢万金、简隆德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37页。">。以这种方式把中亚的土著人群拔高，使其从封建阶段直接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既可以使中亚有了形成斯大林意义上的“民族”的可能性，又可以体现社会主义跨越式发展的优越性。
在此基础上，1924年，布尔什维克开始提出在中亚进行民族划界的问题。它可以通过划界而在中亚硬性地建立“民族国家”。虽然此中的所谓“民族”不过是刚刚塑造出来的，但这种塑造足以令布尔什维克绕过理论障碍，先把土地划分开来，确立state。一旦state确立了，那么新的利益结构与叙事结构必会打造出新的认同结构，从而建构出nation，通过“人”“地”联立形成稳定的现代治理结构，消解泛突厥主义的威胁，并在中亚形成分而治之之势。所以，布尔什维克在中亚是先建立国家，依照国家来定义“民族”，此所谓“国家民族”。布尔什维克中亚局在1924年发布了一个宣传提纲，强调在中亚进行民族领土划分的过程中，“要给予那些弱小民族和落后民族最大的关注”，“每个共和国和州都应该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的利益”，<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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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哈博夫：《乌兹别克社会主义民族的形成》，塔什干1961年俄文版，第391页。转引自丁笃本《中亚通史·现代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2页。">
以此来为中亚划界获取更大的正当性。划界工作迅速完成，1925—1929年，中亚陆续成立了五个民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加入苏联。
斯大林极力夸赞在中亚进行的民族国家划界工作。他说：“在革命以前的时代，这两个国家（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笔者注）被分裂成许多小块，建立了好多个不同的大小国家，成为‘当权者’实现剥削诡计的方便场所。现在时机到了，现在已经有可能把这些被分裂的小块重新联合成独立的国家，使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尔克明斯坦的劳动群众和政权机关接近并且打成一片。……既然这些国家后来愿意加入苏维埃联盟而作为它的平等的一员，那么这只是说明布尔什维克找到了一把能满足东方人民群众强烈愿望的钥匙，说明苏维埃联盟是世界上唯一的不同的民族劳动群众的自愿联合。”<sp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