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国的自我超越 (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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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old">一、实力、理想、制度
人类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个民族可以称作世界历史民族，或者说具有世界历史民族潜能，其中包括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德意志民族、法兰西民族、俄罗斯民族，以及中华民族。所谓世界历史民族，不在于它可以统治其他民族，而在于它作为世界秩序的自变量，有能力理解到自身与世界的内在一致性，能在自我意识的展开中把握世界历史的命运，从而引领人类的普遍自觉。这种命运与自觉，就是自由的普遍实现与展开。
地理大发现以来，人类历史才真正展开为具有普遍联系的世界历史；嗣后每一个时代的领导性国家，都堪称世界历史民族。咨诸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秩序的变迁，伴随着其领导性国家的变迁；变迁的过程，隐隐透露着世界历史的一些基本逻辑。
基辛格曾评论道：“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希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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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2页。">所谓实力，是指国家力量的物质层面，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所谓知识与道德动力（可统称为理想）则是指国家力量的精神层面，包括该国所拥有的世界秩序观念以及它所奉行的价值观等。实力与理想是互为倚靠的两个要素。没有实力作为支撑，理想只能是空想；没有理想作为引导，实力将会蜕化为暴力。理想赋予实力以方向，是一种能动性要素；实力使得理想发展为现实，是理想的约束性要素。此外，还需要制度作为实力与理想的中介性要素。制度可将理想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以实力为依托使其获得实行；同时，适当的制度，还能使理想所面临的物质约束性边界在政策制定中获得反映，弥合理想所需实力与现实所拥实力之间的差距。比如，法国的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由于大权操于君主一人之手，君主的野心绑架了国家的理想，以致其无边的野心无法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受到约束，超过了实力允许的边界，最后导致本国大败亏输；而英国的议会制度，拥有较为复杂的政策形成机制，各种利益的声音都有机会得到表达，实力的边界便在此过程中反映出来，亦可对领导人的野心构成约束，使英国成为一个有节制的霸主，才得长久。
一个时代的领导性国家，会在实力、理想、制度这三种要素上都具有超越于民族主义之上的世界主义性格。就实力要素而言，领导性国家在经济上应是世界的领导力量，同时在军事上应是世界强国，以提供具有普遍性的和平秩序。就制度要素而言，其军事强权所支撑的应当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普遍主义的规则秩序，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如果其支撑的不是一个开放性秩序而是封闭性秩序，则其他支持开放性秩序的竞争者将会击败它，因为开放性的秩序会在全世界获得盟友，而封闭性秩序则是将世界大部分地区当作对手。同时，领导性国家的内政秩序应与这种世界秩序之间保持内外通贯的关系，世界秩序成为其内政秩序的某种外化，如此才不至于内政与外交之间扞格不入，无法执行一贯的政策。更进一步，在内政方面，还要能够形成有效的动员机制，将民意基础整合为政策表达，形成国家内部的合力。就精神要素而言，领导性国家要能够秉持一种超越本国之上、表达出时代精神的普遍性价值追求，以此为其所支撑的世界秩序进行伦理辩护，使得该秩序成为可欲的，从而在维护该秩序方面形成某种国际共识。在具体的国际政治实践中，领导性国家的国家利益一定是通过这个普遍主义秩序而实现的，也只有通过该普遍主义秩序，才能最大化其国家利益。
由于领导性国家所支撑秩序的开放性，挑战者可以在其给定的秩序中成长起来，于是领导性国家可能会更迭。挑战者国家一定是先成为世界经济当中的领导性、构成性力量，在经济层面上具备世界主义品性。经济的成长通常伴随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这是个关键的时候，如果该国在这一阶段能够完成其精神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向，我们可称之为精神解放，亦即在精神层面上完成对本国的超越，便有可能成为全面的领导性国家。如果它无法实现精神层面的自我超越，最终可能会在民族主义的激动之中，走向四面树敌的状态，甚至走向毁灭。实力与理想两个层面的世界主义转型，伴随于该国制度的逐渐调整，从内政层面的民意整合机制的建立，到内政秩序与国际秩序的通贯性的形成，最终成为真正的新科领导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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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old">二、海洋秩序与陆地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