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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东山村叫杨家村，从我记事起，我们一家四口就守在村西头的瓦房过日子。我父亲叫李长林，我母亲叫王树华，我弟弟叫李刚。父亲李长林是村里的会计，虽比不上世代簪缨的杨氏家族，但也能让我们吃上细粮，穿上暖衣。高中毕业后，我凭着一副好嗓子进了公社文艺队，每次披星戴月辗转各村演出，梆子戏的唱腔让多少人红了眼眶。
二十岁那年盛夏，暮色浸透青纱帐，我独自走在回村的山路上，突然玉杀叶子哗啦作响，一双粗糙的手从沟壑伸出，将我死死拖进密不透风的玉米地。泥土混着汗腥气堵住口鼻，挣扎声被蝉鸣吞没，月光被层层叶片割成碎片，我攥着的红头绳断在指间，像极了以后支离破碎的人生。
回到家后，我把自己锁在房里，指甲掐进掌心的月牙形血痕都不及心里的钝痛。一个月晨起干呕，母亲盯着我日渐隆起的小腹，我只能谎称老胃病又犯了。夜是用粗布条狠狠地缠住腹部，勒得肋骨生疼，却勒不住疯长的孕肚。八个月时，臃肿的身形再也瞒不住了，母亲举起鸡毛掸子的手停在半空，最后化作一声叹息。父亲蹲在门槛上抽闷烟。烟在籁籁落在他那补丁摞补丁的裤角，火光明明灭灭，像极了他那摇摇欲坠的尊严。
自那以后，文艺队的锣鼓声再与我无关，我被锁在西厢房里，听见窗户外邻居的指指点点。‘’不知检点，伤风败俗。‘’的议论声顺着窗户缝钻进来，扎得耳膜生疼。直到孩子呱呱落地，那对逃荒的夫妻用粗瓷碗盛了半碗米汤，跪在堂屋求我把孩子交给他们。我咬着牙把用半截蓝头布裹着的孩子交给他们，并把我最喜爱的笛子塞进襁褓。转身听见母亲压抑的啜泣，像根刺扎进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第二年麦收时节，我草草地嫁给村里最穷的光棍赵远山，婚礼冷清的可怜，只有两三只麻雀在屋檐下啄食喜糖。新婚夜里，他醉醺醺把扯住我的辫子，将‘’野种娘‘’这三个字吐在我的脸上。此后的日子里，争吵声常伴着锅碗瓢盆的破碎声在小院回荡，直到我再次怀孕，他摸上我渐渐隆起的小腹，眼神才终于有了温度，可母亲再也没有等到这个消息，她整天枯坐在门槛上做衣服，麻雀落在身边都浑然不知，最后在一个霜重的清晨，握着一件没有做完的小衣服阖上了眼。
母亲走后，父亲整天抱着酒瓶守在坟前，一年后的清明，我去上坟时，看见他蜷缩在母亲的坟头，手里还攥着那只喝一半的酒瓶，身上落满白花花的纸钱灰，披了一层没化的雪。李利刚自此见我如见仇人，每次碰面都冷着脸别过身，仿佛我是附在李佳身上的耻辱。而我只能将这些往事都咽进肚子里，任时光把伤疤磨成老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