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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娃子,又去等树落啊路过的叔伯婶娘们总这样笑着问。那笑容里有善意的调侃,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我用力点头,眼睛像粘在了树冠上。有时,我会在不经意回头时,瞥见母亲瘦削的身影,悄悄立在自家屋角的阴影里。她单薄得像一片深秋的叶子,眼神复杂地交织着心疼、无边的疲惫,还有一种我那时完全读不懂的、沉甸甸的东西。
父亲的信,是连接那个遥远城里的唯一纽带。信封上盖着模糊的邮戳,来自一些稀奇古怪的地名。信总是先送到村支书手里,再由他郑重其事地交给母亲。那是家里最安静、也最紧绷的时刻。母亲会仔仔细细地用肥皂洗净手,用剪刀小心地裁开信封,抽出里面薄薄的信纸。她不识字,却把信纸捧在手心,指尖反复摩挲着那些墨迹,仿佛能从中触摸到父亲的体温和汗水的咸涩。然后,她会请隔壁念过初中的王伯来念。
王伯的声音没什么起伏,像在念一份公函：杨柳,家里还好吧生娃子长高没工钱不好挣,活儿很重……老板说年底能结清……照顾好自己和娃……每到年底两个字,母亲绞着衣角的手指就会骤然收紧,指节泛白,肩膀微微颤抖一下。年底,是她念给我听的、离树落下来最近的日子,却总像挂在驴子眼前的胡萝卜,永远差着那么一步,可望而不可及。念完信,母亲会像对待圣物一样,小心翼翼地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再藏进她那个掉了漆的枣红色陪嫁木匣子最底层。有一次,我按捺不住强烈的好奇心,趁母亲下地,偷偷翻出那个匣子,笨拙地展开那些信纸。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笔画又粗又重,像一个个用尽力气凿刻出来的符号,印证着王伯念过的话。我那时不懂别的,只觉得这些字,远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多,也远不如我想象中那么好看。
3
陌生的归人与沉重的箴言
(6岁)
父亲真正回来的那一年,我大概六岁。那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傍晚,晚霞像泼洒的鸭蛋黄。老梧桐的叶子依旧浓绿,丝毫没有哗啦啦落下来的迹象。
他就那样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村口的老梧桐树下。没有想象中的大包小包,只有一个鼓鼓囊囊、边角磨损严重的灰绿色蛇皮袋,沉重地压在他一边的肩膀上。他风尘仆仆,脸庞被南方的烈日和尘土染得黝黑粗糙,头发又长又乱,像顶着一蓬枯草。身上那件辨不出原色的工装沾满了洗不掉的灰白色泥浆点子,裤腿卷到膝盖,露出结实却布满划痕的小腿。整个人像一棵刚从乱石堆里挣扎出来、根系上还带着沉重泥坨的树,疲惫而突兀地杵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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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和小伙伴追逐打闹,疯跑过去,差点撞到他身上。猛地刹住脚步,抬头,愣住。他也愣愣地低头看着我,眼神是全然陌生的,带着一种长途跋涉后的茫然和探寻。一种极其怪异的感觉瞬间攫住了我——血脉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微弱地悸动、呼唤,但眼前这张胡子拉碴、写满风霜的脸,却和我梦中那个模糊的、高大的影子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