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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我这辈子，前半截是跟着“倒霉”二字绑一块儿的。我爸那双大糙手，比砂纸还剌人，那是真在泥里沙里石头缝里刨食练出来的。记忆里他就像头不会喊累的老牛，专干人家嫌苦嫌累的活：搬石头？他来！挑沙子？他上！拆旧房子？扛预制板？还是他！那年头，他就是行走的“重型机械”。家嘛，温饱线吊着，没饿死，也没啥余粮，就那么悬着。我爸，我妈，加上我，一家人的日子像张绷紧的弓弦。
九零年代末那个夏天，那蝉叫得撕心裂肺，跟哭丧似的。我爸在帮人拆个二层破楼，脚底下那些摞起来的“五孔板”突然跟多米诺骨牌似的哗啦啦倒了！啥圈梁？啥加固？便宜活哪讲究这些？工友们那“拆二楼要留神”的嘀咕，转眼就变成了漫天黄尘，把我爸活埋了。工友冲进我家报信时，裤管上沾的白灰浆，刺眼得跟我爸被抬上救护车时那张煞白的脸一模一样。
进了医院，跟进了阎王殿门似的。手术室那个红灯，我盯着它足足熬走了七个钟头，亮得人心发毛。里头突然警报器鬼哭狼嚎，主刀大夫冲出来，汗珠子甩进眼睛里：“钢筋戳穿肠子了！得做造瘘！”啥是造瘘？当时不懂。我就看见护士端出来三大盆子血水，那血水里，还晃悠着白惨惨的碎骨头渣子！后来过了几年，我爸才敢一点一点拼凑出那些画面：麻药劲儿过了，他在手术台上痛得浑身抽抽，医生没办法，只能用带子把他发青的手腕子捆在床边上——听着就钻心疼。
手术完了，肚皮上豁开个口子，挂个袋子，接屎接尿。那造瘘口，像一朵烂掉的向日葵，看得人心里发怵。九十年代县城医院哪来的空调？怕我爸感染，我和我妈，一人一把破蒲扇，整夜整夜地扇！扇到最后，那蒲扇叶子都快被汗水渍成酱肉色了。钱？哗哗往外流。第三次手术前，我爸还想着能赶紧回去干活呢，结果我们家连给他买吊瓶葡萄糖的钱都掏不出来了。这绝望，比那造瘘口还让人喘不上气。
跟着我舅去找包工头讨那救命钱。下雨天，那王八蛋屋檐下栓条大狼狗，呲着牙扑了我们好几回。包工头在屋里翘个二郎腿，烟圈吐得溜圆：“三千七！多一分都没有，再多就当敲诈送你们吃牢饭！”钱扔在地上，我舅弯腰去捡。就在那个瞬间，我看到他脖子后面一片灰白。操！那一刻我明白了，成年人的腰杆子该弯的时候就得弯，这玩意的杀伤力，比我当时揣在书包里那把水果刀狠多了。这画面后来成了我的创业“梦魇燃料”，催命似的逼着我往前冲。
十四岁，站在医院那长走廊里，感觉整个天塌下来都砸在我这细胳膊嫩腿上。想去工地上卖力气？人家说用童工罚得比赔得狠！想去卖冰棍？连本钱都凑不出来——那可是我家三天的口粮钱！这种无力感，就像医生那冰凉的手术钳子卡在嗓子眼，晚上躺在硬板床上，能瞪着天花板熬到天亮。最难的时候，一包榨菜，三个人分着吃三天；我妈深更半夜踩缝纫机接零活，那“哒哒哒”的声音跟我爸的呻吟声高低应和。穷归穷，人情还是有的——好心的护士长偷偷塞点过期的葡萄糖，隔壁病床的大爷分我半个蔫巴苹果…
这些东西，就像是夜里没掐灭的烟屁股头，那点微弱的光虽然烫手，好歹照见一点活下去的路。
我爸终于挂着那个臭烘烘的“粪袋”能下地了，我们家欠的债，好家伙，够在城里买半套房！但我妈反而乐了，她那句“人在债不愁”，真是让我开了眼，第一次知道啥叫被苦日子淬炼出来的那股子韧劲儿，看着跟弹簧似的，压得越狠，弹得越高。
那些年捞偏门混点零碎钱的经历就不细说了，捡废铁、摸铁钉、抓蛇卖钱、用玻璃珠子水浒卡搞点小“博彩”……都是生存的土办法。阁楼横梁缝里藏的那个健力宝罐子，现在还存着那时候的汗腥味呢。这些手段，在咱们那乡下，就是活命的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