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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爆发，八国联军入北京城，慈禧与光绪西逃，又称“两宫西狩”，“两宫西狩”是在外国列强大肆进入华北的情况下发生的。
作为正式首都的北京无险可守，使得很多饱学之士从故纸堆里翻出来很多材料试图证明迁都长安的正确性。如周景勋上书张之洞，说“都城不迁，建路于引寇招敌之地，虽一寸而不为建。陪都于长安，设路于有利无害之方，虽万里而不惜。”
但更多官员则是理智地意识到，只有在秦汉隋唐年间，东南诸省还没充分开发，占据了关中就能称霸天下。但是到了晚清，水运甚至海运成为了治国和发展经济的根本，长安的运输太过艰难，还要选它做首都就有点陈腐了。
而此时的长安和关中，尚没有从三十年前造城极大破坏的陕甘回变中完全恢复过来，其自然基础条件更无法与汉唐时代相比，即使迁都也只能是纸上的规划。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全面爆发的战争让长安又一次进入了中央政府的视野。“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决议设立长安为西京，由行政院直辖，随时准备接替危险的南京。即使在确定了重庆为陪都之后，西京的地位也仍然持续了五年。长安差一点又看到了成为首都的希望。
然而客观地看，丢掉了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的国民政府，其实已经不具备控制全国的能力。在占据中国东部的日本面前，国民政府更像是一个偏安西部的地方政权。而长安唯有在这种地理范围内，才具有足够的统治力。
再加上这是战争年代，长安的军事防御特性能再次起到作用，才会有这么一次让人激动的历史变迁。一旦中日战争的警报解除，长安仍然会失去竞争首都的资格。
长安城在刘病已看来，从大格局和小格局来看，都是一座适于防守的城市——天险足够多，周边的农业水平又足够高。但是这是在古典时代，刘病已的规划中，运输与商业占据逐渐会占据经济生活的主体，位置较偏的长安则丧失了全国性的统治力。尽管和后世的一些特殊时期一样，它仍然能肩负起特殊的责任，可长期稳定地做一个帝都已经不再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