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 (第1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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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帝国的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不重合，则它更多地会是一个征服帝国，君主带领附属于自己的力量，完成对于其他力量的征服，如刘邦与其军功集团共同完成对其他力量的征服，之后又逐渐削平有反抗能力的军功集团。君主以军力控制财富，就是控制富庶的经济地区，以财富滋养军力，集权性的军事、财政制度是帝国治理的核心要素；这种帝国同时会有更强的对外扩张的冲动与需求。如果帝国的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大致重合，则它更多地会是个内敛帝国（姑且用这样一个有些怪异的名字），君主联合有相当独立性的豪强力量，建立起一个整体性的秩序，如刘秀与其他豪族联手，推翻王莽，实现国家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再匹配。君主与其盟友（亦即其统治基础）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帝国治理的核心要素。这种帝国会更加偏内敛，较少对外征战的冲动与需求。因此，西汉定都关中，是皇帝权力相对强大的象征；东汉定都关东，是豪族权力相对强大的象征。

由此,诸葛亮《出师表》所说的“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便可以获得解释。对于西汉来说，甫一立国，刘邦的军功集团皆经历过战争考验的精英，自是贤臣；到武帝时军功集团凋零已尽，社会上的豪族仍未形成势力，武帝可以从民间拔擢异士茂才以为己所用，这些人没有强大的社会根基或豪强背景，不会反过来对皇帝形成太强的制约，武帝尽可用之。因此，西汉的皇帝显得比较亲贤臣。对于东汉来说，甫一立国，刘秀也有经历考验的军功集团可用，也算贤臣，但这些人已经是累世豪族了；帝国承平日久，豪族会更加发展，通过《白虎通》，儒家文化被建制化为帝国秩序，豪族更加获得精神自觉而成为士族，这是一群有着深厚社会根基，对皇帝有强大制约能力的人。官僚体系起于战国时期变法诸国，原本用作君主的工具以便对抗传统贵族势力，汉武帝时期的官僚体系便深合此道；随着士族逐渐掌握了官僚体系，它从君主的工具一变为对君主有更强的体系化制约。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若不想被士族所节制，只能努力扶植自己的内臣或者说家臣的力量，所谓家臣便是外戚和宦官，这两种人尤其是宦官的荣华富贵都依赖于君主的个人喜好，与其有私人性的关联，君主更加信得过他们，以此来对抗士族所掌控的外廷力量。但是宦官与外戚的利益并不重合，他们常有冲突，并且一旦一方被扶植起来经常还会反过来劫持君主，所以东汉后期的诸多皇帝，交替地扶植宦官和外戚。士族面对皇帝的对抗举措，会进一步强化自己以“天下为己任”之形象，试图通过“天下”这一普遍性来压制皇帝的私人性，但这会反过来进一步强化皇帝家臣之行为的非公共性质，他们便被还原为“小人”。历史上的呈现因此必会是“亲小人，远贤臣”，至于贤臣是否真的贤，则是另一个问题了。东汉的“党锢之祸”，也可在此结构下获得理解。党锢之祸中互相对抗的，实际上不是宦官与士族，而是皇帝与士族，宦官只不过是皇帝私人权力的某种延伸而已。

这样一种权力关系的冲突结构，是东汉社会结构所必然导致的，实际上皇帝们若欲伸张自己的意志，也无从选择。因为皇权的制度性伸张，以能够获得足够的中央财政为前提，并以此财政建立直属于皇权的军队和官僚系统；但是在豪族兴起之后，中央的税基遭到严重侵蚀，皇权无法进行制度性伸张，而只能以“亲小人”的非制度化方式，与豪族之间进行权力争夺。

这种冲突过程会极大地败坏帝国的治理水准，适逢东汉末年小冰期到来，连年天灾，民变四起。士族在朝堂上高谈阔论，民间的疾苦实则无人能够应对。被儒家排斥为“淫祀”的各种民间信仰，构成自生秩序当中的组织力量，犹如沉潜的地火，在不被朝堂注目的地方悄悄地完成了对濒于崩溃的社会的组织。孕育多年之后，终于在连年天灾、皇帝被迫屡次罪己之际，谶纬之说结合于民间淫祀爆发出来，黄巾军起而动摇天下。朝廷无能为力，只能寄望于士族与地方豪强兴兵勤王，但豪强们各怀鬼胎，逐鹿中原的诱惑迅即败坏人心。已无资格再担纲文明之道德理想的大汉帝国冰消瓦解，天下大分裂的时代由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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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bold">2.庶族对抗士族、集权对抗反集权的绝望努力

乱世是比拼个人能力而非比拼家世的时代。“四世三公”的顶级豪族袁绍，尽诛宦官，后又被个人能力超凡的曹操击败；刘备、孙氏家族也完成类似曹操的功业，各自割据一方。曹操因其养祖父为宦官，不为士族所认同，若欲成就霸业只能到士族以外去寻找自己的力量根基。他收服了青州黄巾军，成为自己的武力根底，以此为基础最终击败了士族。为了持续打压士族，曹操必须源源不断地从平民中拔擢人才，故曰“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士族的高贵家世在“月旦评”当中或有意义，而乱世当中唯有事功才有价值，曹操以此打破士庶之分。实际上刘备及其身后的诸葛亮与孙权也在各自割据之地做着非常类似的工作。

于此，庶族天然地是集权秩序的拥护者，士族则是反集权的力量。曹刘孙的努力，相当于失衡帝国中集权秩序对抗反集权秩序（庶族对抗士族）的最后努力。在技术变迁带来新的经济要素，从而形成新的财政与军事组织方案之前，这种努力注定无法成功。所以曹操死后，曹丕篡汉登基，其无乃父的卡里斯玛魅力，无法令青州兵听命以压制士族，甚至青州兵险些哗变以致危及曹丕的权力。曹丕不得不接受陈群的建议，行九品中正制，与士族联盟，为士族的回潮打开制度化的大门。但是对于士族来说，毕竟曹家出身有瑕疵，且始终对士族有所警惕，并非适格的皇族人选。最终士族的代表司马氏上台取代曹家。从汉武帝开始的豪族社会最终全方位地将自己建制化为一个豪族帝国。

曹操虽然雄才大略，却也无法完全无视豪族。因为天下战乱日久，小民越来越多地托庇于豪族，豪族遂建起坞堡。坞堡规模很大，常以宗族为中心，再结合乡里群众，筑堡自御，大的坞堡中能汇聚数千家之多，俨然一个小城。坞堡本身有三种功能：军事性的防御组织、经济性的生产组织、临时性的行政组织，这三种功能让它变成小的割据单元。坞堡的堡主，有时候会追随大的军事集团，成为悍将，诸如曹魏名将许褚等。<span